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持续高发背后，反映出社会治理过度倚重刑法的问题。当今犯罪已呈轻罪化，但现行治理体系以重罪为主设计。刑为盛世所不能废，而亦盛世所不尚。推行一体化治理，治罪与治理并重，方能有效应对轻罪时代的挑战。

　　一、治罪、治理并重何以可行

　　刑罚非遏制犯罪的唯一手段，科学的方法是治罪与治理并重，治罪参与到治理中，治理以刑法威慑性作后盾支撑。从刑法内部结构看，“严而不厉”的刑罚结构能够在轻罪治理中实现预设价值。帮信罪的“不厉”，需要贯彻谦抑性原则。在用民事救济或者其他手段足以保护前置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时，优先适用教育、惩戒等非刑事手段。只有动用刑罚方能实现保护目的时，才进行刑事制裁。从刑法解释角度看，增设轻罪时，要反思传统刑法理论，避免刑罚附随效应违背人权保护要求。从控制犯罪发展角度看，轻罪治理需要一体化系统研究，视角要从规范犯罪构成向刑事政策、犯罪学等学科扩展，综合运用实体、程序、政策、技术等多元复合手段。

　　运用刑事一体化研究方法，治罪与治理相结合，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，推进犯罪治理宽严有度，惩戒、教育、预防并重，方能实现良法善治。

　　二、规范之治：从解释论上对帮信罪入罪标准限缩

　　法律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居基础地位，依法治理首先要有明确法律规范。对帮信罪的入罪标准，包括“犯罪”“明知”“情节严重”应加以严格限缩。

　　1.限缩“他人实施犯罪”的认定标准

　　帮信罪以他人实施网络犯罪为前提，帮助行为需对被帮助者起实质性帮助。这里的“犯罪”需符合刑法规定的客观构成要件，要求有犯罪事实。如果被帮助者行为是合法的，帮助行为具有正当性，不能认定为犯罪。以上理解，已属最低要求。司法解释的例外规定，虽可不查证达到“犯罪程度”，但仍受到以上内容涵摄，无论何种情况，都必须把握查证到被帮助者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的确凿证据，否则会导致刑事法网不当扩大。

　　2.限缩“明知”的推定标准

　　主观明知分为两个层面。一是明知他人实施犯罪。行为人需要认识到对被帮助者实施行为的刑事违法可能性。二是行为人直接故意地为他人犯罪提供帮助。此时的故意包括明确和推定故意。前者有被告人供述，尤要防范以纸面“认罪认罚”或者诱导性供述称“感觉对方从事违法活动”认定明知。相关司法文件规定了十六种推定主观明知的情形。在涉“两卡”案件时，除非严格符合以上规定，不能凭单一事实片面推定主观明知，应坚持综合考量以下因素：（1）行为人的职业与涉案行为的相关性。特定人群诸如银行、金融从业人员、因同类行为受过处罚的人，一旦实施即可认定明知，如果是久居农村的老人或者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则要细加审查。（2）以多个客观事实为判断基础。不能仅凭交易场所、获利进行判断，需从地点、金额、方式等多维度考量行为的次数、周期、异常性、获利等要素，特别是被帮助对象是熟人、帮助行为偶发的，要有多个事实补强证明力。（3）行为人能否作出合理解释，反驳是否有证据支撑。这并不是加重行为人的举证义务，而是为避免法官轻率认定而导致错案发生。

　　3.限缩“情节严重”的范围

　　法定的帮助行为是技术支持、广告推广、支付结算等帮助，三者皆具技术性，实践中将涉“两卡”行为理解为“支付结算”是对立法本意的误解。但以提供“两卡”等劳务型帮助行为无法作同类解释，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观点并不可取，其忽略了“等帮助”。《电诈意见（二）》规定了两种可以视为“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”，例如出售信用卡5张以上。2022年《会议纪要》还规定了单向流水30万元的标准。但因效力、标准问题，加剧了实践混乱。鉴于涉“两卡”行为在帮信罪中已占据绝对比例，在激活法条的同时，也应该丰富司法解释的内涵。应结合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并经过科学论证，对司法解释作系统修改，以提高涉“两卡”行为的入罪标准为原则，妥当设置定罪量刑标准，做好行刑衔接。

　　三、前端之治：全社会参与治理“帮信”违法犯罪

　　控制犯罪的治本之策不是以刑治罪，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、网络犯罪产业化，维护网络空间秩序需要全社会协同共治。

　　1.摒弃刑法万能的观念，社会主体多元共治

　　一是加强电信、金融、互联网监管，对帮信行为关联产业全链条监管。电信监管包括打击窃取、买卖个人信息的产业和行业内鬼，专门监管短期高频使用通信服务的账号，坚决取缔非法提供通信服务的网点。金融监管包括进一步限制同一银行Ⅱ、Ⅲ类银行卡的开卡数量，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对个人在各类银行持卡总数进行控制，对超量个人银行卡及时清理，并约谈本人，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。互联网监管包括对具有通讯社交、经济交易、支付通道等功能的网站、APP等进行管控。

　　二是引入企业合规制度。银行业、金融业、通信业等部门应制定专门的企业合规制度，行业主体应制定严格标准、应急预案，从业人员应严格执行。行业、企业、人员三层把关，对交易全流程审查，发现隐患、风险及时移送相关部门，实现犯罪预防和精准打击。对于不建立、不遵守企业合规制度的企业，由主管部门予以从重处罚。

　　2.坚持行政法的前置性，实现行刑有效衔接

　　一是行政前置。行政机关要有效对接帮信罪不起诉案件，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及时纳入行政处罚范畴。公安侦查环节不能只重入罪而轻出罪，要注重收集行政材料。检察机关应履行监督职责，对公安立案及时审查，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，以“社会危害性”为判断情节是否显著轻微的标准，避免违法行为不当入罪。

　　二是行刑衔接。对于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，行政处罚应及时衔接。检察机关、法院应根据行政法的相关规定，向执法机关发出检察意见和司法建议，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。行政机关在处罚时，应根据涉案证据材料，结合行为人在刑事诉讼中受羁押、退赔等情况，综合确定行政处罚的方式和程度，以实现教育、挽救为最终目的。

　　四、制度之治：设置“帮信”犯罪记录消灭及配套制度

　　1.建立“帮信”前科附条件消灭制度

　　帮信罪罪犯实质上承受同重罪一样的资格剥夺后果，这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前科制度存在的真正意义，在于可消灭、可改正。探索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符合人道主义。以帮信罪为例，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的轻罪，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满3年，经过社会考察，行为人积极改造，无再犯罪的，应消除其前科，助其真正回归社会。这不等于犯罪记录消灭，意指在非刑事领域，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对前科消除的行为人歧视或者大肆宣传，否则应承担责任（后续应配套完善相关规定）。

　　2.规范“帮信”犯罪附随后果

　　一方面，犯罪附随后果附属于家属，是“连坐”“株连”陋习的错误传承。除保密、国家安全等特殊行业需要排除罪犯亲属外，不应对罪犯家属有从业、落户等歧视。另一方面，附随后果具有限制、剥夺权利的性质，应由法律来规范，附随后果应与其犯罪情节相关，并保持均衡关系，不应出现附随后果重于刑事处罚的怪象。